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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陈平尼斯豪取客场三分，稳固排名，来源，观察者网

　　陈平，中国经济学家、理论物理学家，自称研究经济问题的物理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前身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2013年退休）。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高级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春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外籍研究员。陈平教授研究范围包括宏观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复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转型与发展经济学，演化经济学，文化人类学，经济史，科学史等

　　今天的主题是两个问题：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定位，和中国未来的发展战略。前者是历史的反思，后者是未来的展望。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两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

　　两个问题都很大，涉及的范围很广。为尼斯豪取客场三分，稳固排名了帮助大家理清思路，我们分为四个部分来讨论。

　　第一，先讨论经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给大家介绍我们正在探索的“代谢经济学”和“史观经济学”的主要框架。我们的起点是斯密《国富论》的内在矛盾和空想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

　　第二，我们来破解西方中心论的神话，还原世界史上三大文明竞争演化的图景，重新理解中国的历史地位。

　　第三，我们要破析世界银行制造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论”的政治意图，看清中国当前的历史定位和发展战略。

　　最后，我们结合当前形势，来探讨中国建设全面小康，占领科技、产业、军事、金融制高点的可能途径。

　　铁路工人的经验启发经济学的新思维

　　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自号“眉山剑客”，别号“寂寞求错”。首先因为名字叫陈平的实在太多了，不得不取个号区别一下。

　　我的经济学不是科班出身，我文革时是中国科大物理系四年级的学生，1968年分配到成昆铁路局眉山电务站当了五年铁路工人。我观察经济学的起点实际上是我在铁路上的经历。我发现现代的工业经济和亚当斯密理论以及新古典经济完全是两码事。亚当斯密讲的分工可以由市场协调，讲的是手工作坊和小农经济，个体和个体之间可以直接交易，但是铁路上你怎么分段交易，这根本不可能。所以分工加市场不等于协作，这个经验是在当铁路工人的时候悟出来的。我后来学了西方经济学，发现现代大工业的产业链和网络经济，基本经验和现在经济教条完全矛盾。我为什么叫“剑客”呢？因为我的经济学研究课题不是来自教科书，而是来自经济学大家之间的辩论和交锋，大家提出没有解决的问题，很受启发，自己也就上去参与对话。我们后面会看到，当代很多基本问题都是经济学大家们的交锋提出来的。

　　为什么别号“寂寞求错”呢，有一次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辩论科斯问题，辩完了，研究生给我起个外号叫“独孤求败”。我觉得不好，因为科学讨论不求胜败，科学过程就是试错，所以我改成“寂寞求错”，以错会友。今天在座的无论年纪大小，只要给我指出错误，我一定闻过则喜，向你学习，再交个朋友。

　　（1.1）警惕经济学的统计误差误导经济决策

　　我今天对历史定位的观察，始于我怀疑世界银行对各国收入水平的排序。

　　我要警告的是，经济学的数据分析和科学观察非常不同。科学观察得到的数据，是科学家自己设计的实验，实验室里的实验是可以控制的，所以知道我们在测量什么。但是经济学不是，经济学大量给你的数据是政府或企业给的，怎么定义和测量经济学家也不清楚，误差多少也不知道。所以我警告大家，我的经验，经济学数据不能全信，也不能不信，你得亲自去观察比较，才能估计误差的量级。我后面会说我个人观察的结果，现在误导中央决策的经济数据，尤其是GDP数据，我认为误差极大，可能会高达50%。这样粗糙的测量，表明经济学离经验科学还差很远。

　　（1.2）东欧和中东的实地观察挑战西方中心论

　　我自己的经验观察，花了十来年的时间，做了两次系统性的比较观察：

　　第一次是研究东欧苏联中国转型经济的结果。我去俄国两次，东欧去了匈牙利、波兰、东德。其中统一前后的东德我去了三次。观察的结果我发现，新古典经济学鼓吹的一般均衡理论导致的休克疗法是完全失败的，中国摸石头过河的价格双轨制，使中国的发展远远超越东欧全盘自由化和私有化的转型模式。但是我们国内现在还有一批人在继续模仿鼓吹“华盛顿共识”以及“普适价值”，实际上就是要中国模仿东欧的全盘西化模式。我研究东欧转型的结果是否定的。历史实践可以检验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就是我们现在大学教科书教的，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价格放开会保证有唯一稳定的均衡解，实践上不可能，因为不同产业有不同的生命周期，价格收敛的速度大不相同。农民养鸡几个月就可以卖，建工厂电网要几年到十几年。各产业之间的协调，包括国际贸易逆差，英国美国持续了几十年到上百年。

　　第二次观察是从希腊到中东，否定了西方中心论的迷信：所谓西方科学民主，东方专制愚昧。世界文明的历史就是西方文明的传播史。

　　2010年我第一次到希腊，感到非常兴奋。因为我业余非常喜欢研究历史。初中时学过素描，从希腊的雕塑的人体美开始，到希腊建筑的美非常崇拜，中国人大会堂的柱廊，显然受希腊建筑影响。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也用希腊的雅典来代表西方民主、科学的最高成就。让启蒙运动一批判，中国就代表了东方的专制愚昧。

　　我对经济问题的兴趣，始于最早研究李约瑟问题，为什么科学发展起源在欧洲，而不是中国？想当然，大伙儿就认为中国专制、封闭、保守。韦伯讲资本主义兴起和新教伦理有关，作为对比的就是儒家阻碍科学进步。

　　帕特农神庙

　　但是我亲自到雅典一看，答案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雅典娜神庙我向往几十年了，亲眼看的时候却发现一件西方文献不提的怪事，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我的观察，为什么看雅典神庙就知道西方文化是从近东学来的，为什么西方模式的政治经济不可持续。也证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是不可持续的。

　　我先看了希腊，我就猜测希腊神庙是从埃及学来的。2013年我在埃及革命和反革命两次动乱之间去了埃及，把我的亲友吓坏了。我觉得我必须亲自去次中东，才能明白为什么英美不断发动中东战争，才能明白中东和中国有何关系。我2013年先到了埃及，看了金字塔和埃及神庙，立即明白了东西方文化差距到底在什么地方。看完埃及我觉得我必须要去伊朗，2015年去了伊朗，上个月去了土耳其。两次恐怖分子在伊斯坦布尔发动爆炸袭击之间去了土耳其。因为我觉得时间紧迫，再不去可能就和伊拉克、叙利亚一样去不成了。看来我的命还挺大，两次爆炸我都没碰上。但是我观察到的东西非常重要，跟大家分享。

　　我从雅典到中东的观察得到什么结论呢？就是质疑西方中心论，进一步比较马克思和毛泽东观察到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我们现在都以为马列毛是一致的，其实不完全一致，我认为中国的革命经验超过了马克思和列宁当年的预想。

　　（1.3）重新理解斯密国富论和空想资本主义的由来

　　作为经济学家，我要回到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的内在矛盾去，才能理解当代的经济学问题。

　　我们在座的都读过斯密的《国富论》。斯密把大家都忽悠了。为什么忽悠？斯密书的标题是“国富”（wealth of nations），各国以前只追求国安，为什么要追求国富？尤其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天天梦想国家富强。改革开放以来的宣传，中国现在一天到晚都想着我们如何致富。斯密有没有告诉你，what is wealth？什么是财富？我告诉你，斯密不知道，他没有给出答案！他竟敢把没有答案的东西放在标题里面，怎么不是忽悠？当然他是有贡献的，把问题提出来就是一半的贡献。有两个经济学家是以提问题而不是给答案做出贡献的，一个是斯密，提出什么是国富(wealth of nations)，还有一个是马尔萨斯，质疑人口和资源的关系能否匹配。虽然马尔萨斯的预言不见得正确，但是他启发了达尔文，达尔文启发了马克思。所以我们做科学的人提出问题可能比回答问题更重要。我们先要尽可能提出好的问题，然后解决问题。

　　斯密问了什么是wealth，他没有答案，但是他不甘心，所以羞羞答答地引用了一个政治学家，霍布斯的答案。大家读过霍布斯的《利维坦》，讲大政府的起源。利维坦说什么呢？“Wealth is power”。中国翻译”power”这个词会分别使用带贬义或褒义的翻译，爱憎分明。培根讲，“Knowledge is power”，翻译为“知识就是力量”，这“力量”当然好东西。今天我的翻译”Whealth is power”，“财富是权势”。 你会想，权势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可以是好东西也可以是坏东西。你马上就想起列强侵入靠什么？就是靠战争和资本的权势。我们追求GDP，里面有相当一部分的东西是有真货的，是实际的物质生产，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虚拟的，是寡头操纵市场价格构造的虚拟经济，忽悠剥削大众的。然后你才知道，西方经济学老讲优化资源分配，怎么优化法？部分靠科技，部分靠权势。为什么美国全世界要建700多个军事基地？为什么要打金融战争和货币战争？因为要控制国际资本的流向，控制国际分工的制高点。讨论权势，经济学和政治学就分不开，西方经济学非常大的一个误导，就是把古典的政治经济学改名为新古典经济学，好像经济学是一个客观中性的纯粹的经济学，其实和政治和经济分不开，而且经济和战争分不开。我后面会讲，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战争，不是生产，也不是需求，也不是金融。

　　那么资本主义扩张，究竟追求的是财富？包括自然资源和货币财富，还是权势？权势究竟是什么？新制度经济学不是强调产权吗？什么叫产权，产权不仅是什么剩余索取权，而是控制权，也包括定价权，还要包括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奥巴马为什么要搞什么TPP，他公开说不能让中国掌握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他美国要掌握游戏规则。你们才会明白，你做得辛辛苦苦，他们改变游戏规则就让你市场上竞争成功的企业不战而败地出局了，这不是什么公平竞争。我们大家都在讲法制、宪政，资本主义的法制谁制定的？不是民众投票决定的，也不全是利益集团决定的，是打胜仗的赢家，拿武力，拿大炮、导弹、航空母舰制定的。建立资本主义法典的拿破仑是用大炮打垮贵族的骑兵，然后在被征服的欧洲国家推行拿破仑法典。

　　斯密是空想资本主义的鼻祖，一方面，他承认“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接近市场规模就会产生垄断，争夺市场规模不但可以用价格策略，也可以动用资本和军事的力量，必然产生争夺市场规模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另一方面，他又幻想国际贸易会由“看不见的手”自动实现贸易平衡，无需政府干预，幻想“道德情操”可以弥补市场竞争产生的社会问题。这都说明斯密对政治的了解，远不如他对经济的了解。幻想经济可以和政治、生态约束分开，是空想资本主义者共同的弱点。哈耶克和科斯强化而非削弱了斯密空想资本主义的倾向。我们后面再谈。

　　（1.4）霍布斯鲍姆谈“英国病”和金融自由化的后果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对话。我比较有幸见过几个很重要的历史学家，有两个已经不在了，就是李约瑟和费正清。有一个做世界体系的沃勒斯坦还在，他是社会学家。再一个就是不久前去世的霍布斯鲍姆。我原来不知道他，2012年我到英国讲演，结识了一个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亚丁-马克，他写了一本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他对我说，你一定要见霍布斯鲍姆，他说是当代最伟大的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写了四个时代成名，包括《资本时代》、《革命时代》、《帝国时代》、《极端时代》等。我见他当时他已经95岁了，脑子还很好，但时间不多了，你一定得见他。我们在他的家里见他，几个月后他就去世了。我觉得真是幸运。因为伟大的历史学家比经济学家的视野还要广阔和深刻。所有的经济学流派，辩论到最后的裁判，归根到底都是历史检验理论。

　　霍布斯鲍姆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他跟我谈话的最重要的成果，也只有他敢说。我要知道，大英帝国兴起的秘密是什么？经济增长的动力究竟是什么？霍布斯鲍姆告诉我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实，如果你想通了，你也就搞清楚了今天中国的地位。他说英国的高峰在1850年，英国工业生产占世界一半，但是不赚钱。我们今天的中国也一样，我们工业生产世界第一了，但是利润很薄。国内主流经济学说我们是什么“粗放增长”，应该输出低端制造业、搞高端服务业、搞金融等等，即使美国出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国内照样有一大批经济学家崇拜美国模式，要搞金融自由化，开什么玩笑？ 我问霍布斯鲍姆，那英国靠什么赚钱？他说靠两样：第一个是控制海运，这海运是垄断贸易通道，没有强大海军不行，就跟美国今天要控制国际航道是一样的。第二就是金融。

　　英国1850年明白了这两条盈利的捷径，就开始强化这两条捷径，结果从那以后英国开始走下坡路。为什么？重复以前历代的金融帝国的老路，就是发展过度金融，输出制造业，然后国力衰落，输掉战争，当然也就输掉海运和金融的霸权。当然英国的衰落时间较长，从1850一直到一次大战后大英帝国才不行了，顶峰到衰落接近70年。原来我在2009年澳大利亚的国际会议上分析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美国病”，类似经济学熟知的“荷兰病”，即利润高的某个产业挤出利润低的其他产业。霍布斯鲍姆的故事让我明白，金融危机的根源是“英美病”，因为美国只是重复了英国金融霸权由盛而衰的老路。

　　（1.5）中国的历史定位和发展战略：追求高收入，还是占领制高点？

　　我讲霍布斯鲍姆的故事，就是因为今天中国有人想走以前英国同样的老路。接下来我要提一个问题，中国的历史定位和发展战略是什么？今天讲的问题好像很大，主题讲历史定位，实际目的是要讨论中国今天的发展战略。为什么？讲历史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博学，而是为了解决今天的问题，而历史给我们的教训远远超过教科书里的模型。

　　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目前中国经济已经强大了，工业生产世界第一，世界上很多国家欢迎我们去投资，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追求高收入？还是要占领制高点？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愿意和大家分享我自己探索李约瑟问题的历程。文化革命的时候，我是中科大物理系四年级的学生。为什么学物理的要研究经济学，就是因为文革中一直思考李约瑟问题，中国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发展道路和西方有何不同？我1962年上大学，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几代人的艰苦奋斗，那个时候即使吃不饱还要造原子弹。为什么？陈毅当时给我们学生讲话，他当外交部长，希望一个口袋里面要有原子弹，另一个口袋里面要有钱，否则外交部长不好当。我的班主任是志愿军司令部彭德怀的支部书记，下乡劳动就给我们讲抗美援朝的战争故事。当时中国多难啊？可是照样打败了美帝。我们现在两样都有了，又有原子弹又有钱。还想干什么？有些人反而想不明白要干什么，反而崇拜美国已经走向衰落的老路。所以我们要学马克思、毛泽东，重新反思历史、展望未来，才能拿准中国的历史定位。

　　（1.6）近代科学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我要回答一个问题，科学怎么发展？很多人以为科学就是民主，雅典有民主，希腊到文艺复兴就是科学发展的主线。这个回答对吗？对不起，不对。因为没有科学史的依据。

　　我在当铁路工人的时候，业余系统研究过科学史、技术史、和科技政策史，发现近代科学发展的动力不是生产实践，而是从争夺海路的控制权扩展到科技成为大国崛起的国策。

　　科学的物理学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天文学开始。你们有没有想过，天文学发展的非常早，但是不同文明对天文的关注点完全不同。埃及人建金字塔，用于建塔的天文学定位的精确度让现在的人都惊讶。古埃及人天文学的发展比中国商代还早2000年。中国系统观察天文的历史也比西方早，但是观察的目的完全不同。

　　埃及的天文学，尼罗河泛滥是定期的，所以不需要航海，它的天文学首先是为金字塔定方向，其次才是研究历法和气候、季节的关系。造神庙为的是显示王权和国威，吓唬民众和入侵者，所以天文学主要是为造神服务的，神就可以强化法老的永恒的统治地位，不来挑战他的产权。新制度经济学不是强调保护产权吗？埃及法老保护产权是最严格的，王族内部通婚，肥水不流外人田。历史也最久，没有一个帝国比古埃及帝国还长，最后整个民族和文化都完了。现在的埃及人和古埃及没有关系。

　　中国的天文学也目的简单，就是为农业服务的。24节气，每年农业经营的预报都是根据天象来的。

　　（1.7）为什么哥白尼、开普勒、牛顿出在西方而非中国？

　　有一个问题天文史家没注意，是我发现的，大家可以挑战我的观察是否有道理。我在文革中研究李约瑟问题，想想天文观察，中国那么早，为什么不出哥白尼，不出牛顿？理论天文学家为什么都出在西方而非中国？

　　我的回答很简单。中国人的海岸线是南北向，船走到哪儿，近海航行的话看海岸上的景物就知道到了哪里。远海航行就得测量纬度，你拿个三角板测星高就可以推算纬度。所以中国航海不需要定量的天文学理论模型。西方航海，地中海是东西向的，后来想要寻找东方通往印度中国的东方航路，最大的难度是定船所在的经度问题。光拿中国的指南针，知道北方在哪儿，却不能知道经度在哪儿，就不知道位置在哪儿。我们从科学史知道，科学发展的路径绝对不是西方经济学假设的随机游走、布朗运动。恰恰相反，科学问题的解决有非常清楚的思路。科学史上，只有就有两个办法可以解决定经度的问题：一个就是观察行星运动，根据行星所在的位置，如果能建立它的理论模型，就可以反推观察者（船）在什么位置。 还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测时差。比如从英国出发带两个钟，其中一个钟定好显示格林威治时间，另一个钟就对当地的时间。两者的时差可以定经度。

　　这两种定经度的方式诞生了科学文明和工业文明两条路子。 要解决行星运动的定量模型，就从托勒密的地星系开始，用一百十几个圆的叠加来描写行星运动的轨道。哥白尼改用日心系来简化行星轨道的描写，改变坐标系后，哥白尼只用了十几个圆的叠加来描写行星轨道。开普勒把圆改为一个旋转的椭圆来描写行星轨道，大大简化理论模型，才有牛顿力学的建立，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整个物理学的开拓就是经度问题所带动的。

　　为什么解决经度问题？因为西方航海要寻找去东方的航路。为什么要东向或西向航海？因为要争夺新的市场和新的资源。西方的地理大发现，绝对不是亚当斯密讲的看不见的手，不是市场的盲目冲动，那只能原地踏步；而是帝王，包括葡萄牙的王子，西班牙的国王，意大利的财阀支持的，包括英国海军还悬重赏解决经度问题。

　　亚当斯密雕像

　　另外一条路，机械钟的发明和改进引发整个工业革命。如果你仔细读读西方哲学，西方的宇宙观实际就是机械钟模型。

　　相比之下，中国人的宇宙观是生物学模型。中国讲天人合一，易经讲星象和人体、季节的关系。气候变化引起生物行为的变化。如果讲西方航海贸易促进早期分析科学、机械论的发展，则中国早期从农业需求出发的整体论，难以发展分析科学的定量模型就可以理解。中国现在时来运转，因为我们做非平衡态物理学，做复杂科学，动机就是要理解生命现象的科学机制。非均衡理论本质上是生物学模型，而非机械论模型。古代生物学已经非常复杂，讲讲辩证法可以，没法定量描写，所以西方人搞机械那套反而是先占了上风。回头来看，西方近代科学领先中国和其他文明，是一个非常偶然的经度问题促成的，把经度问题作为理论天文学以至现代物理学的出发点，是受地理环境决定的。不是什么民主、专制决定的。因为古埃及和古中国都不需要关心经度问题。

　　（1.8）近代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不是生产，而是大国的军备竞赛

　　我要强调一下，古代早期的技术发展，比如养牛、采集种子，那是偶然的发现，为了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但是后来，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到西方的中世纪，大国之间的战争加速了铁器和火药的运用。从拿破仑到两次大战，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科技政策成为主要的国策，能否掌握科技制高点成为决定大国命运和地位的主要武器。很多民用技术的源头，例如现在的雷达导航、核电站都是军用技术向民用技术的转移。我讲几个最简单的故事。

　　西方资本主义的法典，谁建的？拿破仑。我跟索罗斯讲，西方大陆的法律体系是拿坡仑用炮队建的，不是议会建的。拿破仑发明大炮集中轰击人群的战略战术，打败西方传统的贵族军队--骑兵。平民出身的炮兵军官打跨整个欧洲的贵族，资本主义替代封建主义，不只是中国的改朝换代，道理很简单。

　　拿坡仑是炮兵军官出身，要学弹道学，成为第一个受过严格数学和科技教育的君王。是拿破仑建立了法国第一个多科理工学校。高等科技研发院校不是牛津、剑桥开始的，是法国拿坡仑建立的，法国的埃及远征拿破仑还带着大批科学家去，中国古代军队远征，从来只带谋士，不带科学家。达尔文航海乘坐的是英国海军的舰船，任务是调查殖民地的物种资源，才会发现物种演化论。中国的本草重视的是农用植物，而非动物。

　　德国被法国拿破仑打败，要重新恢复国运。普法战争打败法国，靠什么？靠科技。普鲁士最早普及教育，才能使有文化的军队掌握新式武器。英国最早修铁路电报，而普鲁士最先看到铁路和电报可以用来打仗，统一德国。西门子公司的做大和普鲁士的崛起密不可分。法国首先向普鲁士宣战，但是法军还没出动，普鲁士军队已经坐火车开到城下把法军击溃了。所以拿坡仑战争和普法战争以后，科学成了国策。

　　一次大战前后，西方大国纷纷建立国家级的科研机构，都把发展科技变成国家的头号战略。美国为什么在全世界称霸，靠的不是人口多，靠的是科技强，才能军事技术厉害，想打哪儿就打哪儿。当然现在没有工业经济支撑的军事游戏，以后想玩也玩不动了。

　　中国今天必须明白掌握科技制高点的重要，那不是花钱，搞市场交易能买到的。我们现在用的民用技术，包括核能，手机，GPS导航，互联网，都是冷战军事技术的产物。中国如果拿钱去玩金钱游戏，投机房地产等于自杀。拿钱投资教育、投资科技，占领科技、军事、工业的制高点，中国才有希望。失去制高点，就失去斯密承认的市场经济的权势，就没什么“国富”，只能给人家抬轿子。日本、韩国工业做的再好，也只是美国的依赖经济，什么“高收入国家”也是软骨头。哪里有中国或前苏联的能力，可以对抗美国的霸权？

　　（1.9）研究“史观经济学”要从认识斯密的“空想资本主义”开始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先把经济学研究的结论说在前面，再讲故事来理解经济学的变革。

　　我今天讲历史故事不是目的，是给我写《代谢经济学》的书做准备。我们几十年来的经济研究可以分为两条线。最早的第一条线，就是从铁路开始，重新研究分工、市场和协作的关系。我独立发现了斯密的问题：分工不可能完全由市场机制协调。

　　我认为亚当斯密真正的贡献是《国富论》的第一卷第三章。第一章他讲分工提高效率。第三章他讲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这是经济学非线性本质的最好解读。只要土地资源有限，再怎么扩展市场，你的发展空间也是有限的。

　　市场规模的限制有哪些因素？

　　第一，是马尔萨斯看到的，市场规模受资源限制。中国传统的落后、停滞就是守着那一亩三分地，不去开发新的资源，当然落后了。后起的西方对外扩张，把全世界的资源都占了，才会有所谓的现代化和全球化。

　　第二，西方靠什么抢占资源，不是靠人多势众，是靠新技术，开发新的资源，比如电能、太阳能和核能。

　　第三，如果生产技术差不多，甚至市场竞争不过你，就用军事技术发动战争，或者金融力量兼并对手，最终达到控制市场份额的目的。两次大战，德国在科学技术领先，但是输掉战争和金融。英国和美国的霸权，靠的不只是科技实力，更是靠军事和金融的优势，先后控制全球化的制高点。

　　你如果读懂了斯密，理解了近代史，就可以知道，争夺市场规模是市场竞争的核心。全球化下的国际竞争绝对不是像新古典讲的什么价格均衡，什么优化资源分配，哪有这回事？互联网给大家免费使用，钓你上钩，干什么？为了先把市场份额给占了，一旦占据垄断地位，后面的竞争者进不来，再怎么提价是我的事。市场价格机制的核心，是策略定价，不是成本定价，更不是边际定价。把市场规模竞争忘掉的话，就会让新古典经济学误导中国的发展战略。因为国际市场根本不是完全竞争，根本不是完美市场，而是垄断竞争，美国寡头控制的国际市场，西方金融危机的解决之道不是西方改革濒临破产的福利体系和军备竞赛，而是向新兴国家转嫁危机。

　　我们早在1968年就观察到中国的重工业不能实现规模经济是因为西方经济封锁，1979年我们认识到改革开放的重大机遇是突破了西方强加给我们的市场限制，从而能开拓世界市场。我们用演化动力学做的产业竞争模型是1987年发表的，当年西方学者觉得产业竞争等价于军备竞赛模型，各国文化与学习战略的不同，可以研究美日竞争，美苏竞争的多种前景。2012年，国际熊彼特经济学协会的主题是中国为什么崛起，请我做第一主讲人。我想经济学话语权的实质是经济学概念的创新。我把1987的论文改了标题，1987年的文章题目“分工起源”，经济学家看不懂。我改了标题他们就懂了，叫“代谢增长论”。代谢增长论目标就是用中国崛起的现象来挑战主流新古典的经济增长论。

　　我们首先挑战索罗的“外生增长论”，索罗把人口和资本作为增长的主要动力，鼓吹经济增长速度趋同论。国内经济学界近来流行的全要素生产率，其实就是索罗模型的残差，拿来忽悠什么中国的“粗放增长”，否定中国工业质的飞跃。

　　其次，我们挑战罗默的“内生增长论”，罗默（他刚刚被任命为世界银行新一任的首席经济学家）讲知识资本是南北差距持续扩大的根源，因为经济学认为知识是积累和规模报酬递增的。

　　西方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领先，知识积累自然领先，应该永葆富贵。对吗？不对，为什么？我们做科学的非常明白，知识不只是积累的，更是新陈代谢。要不是新陈代谢的话，怎么有后来居上的可能性呢？所以我们对中国崛起的理解，在经济学理论上叫“代谢增长”。

　　我们更大的目标，要把“代谢增长论”发展成“代谢经济学”。因为我想要实现当年凯恩斯没有实现的梦想，发展经济学一般的统一理论，而非局限于一家之言。

　　凯恩斯当年写通论的时候，中译本对书名的翻译是错的。 General Theory” 不应当译为“通论”，应该译为“一般理论”，为什么叫“一般理论”，因为凯恩斯要效法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中国也翻错了，应译为“一般”相对论，它作为“一般”理论，可以把“狭义”相对论（应当译为“特殊”相对论）作为“特殊”理论包容进去。狭义相对论又可以把牛顿力学作为特殊理论包容。我们现在发展代谢经济学，目的不是把前人的成果都推翻，而是要发展更一般的理论把前人的成果整合进去。

　　怎么整合呢？我们四十多年的研究，从1985年从货币指数中发现经济混沌开始，否定了一系列的得了诺贝尔奖的主流新古典理论，包括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包括宏观经济学卢卡斯的微观基础理论，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和计量经济学弗里希的噪声驱动模型。

　　现在主流经济学思维最大的问题是叫“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他们认为宏观就是简单的微观加总，“整体等于部分之和”。这是不对的，有机体的整体远大于部分之和。你观察生物的进化过程从生物结构的演变开始。林奈最早对生物物种的分类，是从宏观开始还是微观开始分类？当然从宏观的形态和生理结构开始，从物种进化的历史顺序开始。我们重新构造经济学的体系，要学习马克思的大历史观。恩格斯认为马克思最大的贡献是历史唯物主义。大历史观把世界史分成不同的历史阶段。我们现在要发展新的经济学框架，我的出发点就是先做“史观经济学”，再顺序研究宏观，金融，微观，制度。这是我的计划。有没有新意？请大家检验。

　　（1.10）斯密国富论的内在矛盾

　　我们重构经济学框架的出发点就是斯密《国富论》没有解决的内在矛盾。《国富论》的内在矛盾可以引出经济学发展的不同方向。

　　《国富论》第一卷第一章讲分工，分工提高效率，大家都赞成。但是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不提了，因为新古典的均衡论和优化论无法解释分工的演化。

　　《国富论》第一篇第三章的标题是斯密最重要的贡献，但是现在的主流经济学不提了，领导人决策者也都忘了，就是“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其经济学的含义，就是市场竞争的核心是竞争市场份额，不是竞争价格或成本。这点，像马云、任正非那样的企业家都很明白，但是象牙塔里的经济学家不明白。

　　《国富论》第四篇第二章讨论“限制进口国内可生产的货物”时，仅有一次提到“看不见的手”，他认为国际贸易会自动平衡。斯密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想，给了一个例子。假设有个荷兰商人用船做国际贸易。荷兰当时是海上马车夫，从柯尼斯堡（当年属普鲁士，现在变成俄国的加里宁格勒）买了玉米运到葡萄牙的里斯本，船空着回去不合算，他们会装了葡萄牙产的水果和葡萄酒运回去。如此这般一个极为简单的外贸例子，斯密立即来了个逻辑跳跃，断言说国际贸易一定会自动平衡。新古典经济学则把“看不见的手”推广到所有政府干预都是扭曲市场、降低效率。我奇怪的是，这么多人读《国富论》，竟然没有发现斯密的逻辑错误。

　　大家想过吗？斯密说船往返不会是空的，但是来回船装的东西，重量不一样，体积不一样，总的价值会一样吗？一船粮食和一船水果或葡萄酒的总价值怎么会一样呢？

　　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案例可以证明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即使在国际贸易问题是也是不成立的。美国贸易逆差，从1970年代开始持续到现在几十年了，打了各种各样的热战、贸易战和汇率战，压日元、人民币升值等等非经济手段，美国实现贸易平衡了吗？没有。19世纪英国进口中国茶叶造成的贸易逆差持续了170年。英国种植贩卖鸦片，打了鸦片战争还是解决不了贸易逆差问题；接着又在印度西北部种茶，英国政府补贴修铁路，这全都是“看得见的手”，直到1900年才扭转了逆差。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幻想靠市场交易就能协调国际分工，以为汇率调整就能解决国际贸易的供求平衡，这是一个经济学理论的乌托邦。我把斯密叫做“空想资本主义”的创始人，因为斯密本人清楚地看到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也看到资本主义初期的殖民主义，看到财富和权势的联系，却幻想市场能自动均衡，道德可以约束贪婪带来的战争和动乱。后来的哈耶克、科斯在亲身经历两次大战之后，依然坚持空想资本主义的幻想，否认资本主义带来的市场内生的不稳定性，就不是简单的经济学问题，而是对人类发展方向的信仰问题了。

　　（1.11）中国道路的贡献在发现协调分工的新模式

　　我今天要讨论的基本的问题，是中国道路和西方道路的差别，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斯密理论的局限只有一句话：“分工加市场不等于协作”。市场对分工的协作最多只有一半。 协调分工的另一半、也可能是多一半，靠的不是市场、而是靠政府、靠社会，靠科学家，靠其他的非市场机制。中国搞社会主义大协作的市场经济，优势远远超过美国、欧洲和日本。因为中国人口是发达国家的两倍，发展速度超过历史上任何的大国，尤其是大帝国。如果看不到这一历史现实，就没有理论自信，也看不到中国巨大的发展机遇。

　　我给大家画一个图，稍微用点数学来解释我们的“代谢增长论”。

　　这个图描写的是理论生物学两个物种竞争模型，我们用来描写两种技术或产业的竞争。当开发出更多资源的新技术（绿线）出现后，竞争市场份额乏力的老技术（蓝线）产出就下降了。总产量是红色的包络线，是两种技术产出的加总。换言之，两种技术竞争，可能有两种结果：要么两者共存；要么一个灭了，一个兴起。任何一种技术、产业的生长都受资源限制。技术的发展路径，开始一定是S型曲线，如果没有挑战者也会饱和。这叫逻辑斯蒂增长，其过程中知识是积累的，内生增长理论只对这半个过程成立（如绿线）。但现有技术一旦面临新技术的挑战，新技术打开的资源空间比旧技术高。比如传统农业资源只有耕地，工业化开发新的资源，如煤、石油、核能，结果怎么样？老的技术就衰落，新的技术就上去，两者加起来的宏观产出，就又有增长又有波动，这就是我们宏观经济学天天看到增长和波动的叠加。

　　我们的理论创新在于，宏观经济波动的源头，不是计量经济学建模的噪声或周期波，而是一系列小波的叠加。小波英文是wavelet。小波的产生是非线性相互作用的结果。市场规模限制是市场竞争最基本的非线性特征，和市场经济非均衡的根源。小波的叠加绝对不是线性叠加，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中国整体论的思想非常简单。就这么一句话，新古典经济学线性均衡论的数理模型就要加以改造。新古典经济学用布朗运动、随机游走来描写价格变动是“看不见的手”，他们认为市场参与者理性决策的结果，是市场价格像一个醉鬼，在均衡态附件随机游走。政府对一个醉鬼市场什么也干不了，不能把市场放在笼子里，只好听之任之，即使出了危机，也只能等市场自身复原，没药可医。但是如果宏观波动是小波叠加的结果，你会发现在小波的不同发展阶段，政府作用可以完全不一样。技术研发初期市场难以介入，政府和社会支持的研发对技术创新起决定性作用，技术起飞阶段规模递增，市场泡沫可能出现，技术饱和阶段必然出现垄断，技术衰落期消化过剩产能或落后产能更需政府和社会的帮助。你也可以用这个图形来解释大国的兴衰。显然，市场和政府在技术竞争的过程中是共生演化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没有纯粹的市场，也没有可以脱离市场的守夜人。政府、社会、企业、家庭都是相互影响的参与者。

　　陈平 70年回首清苦科研路

　　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当代科学家往事

　　我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和我一路上遇到的良师益友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罗伯特?赫曼是我的导师之一，实际上他应该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大爆炸宇宙学就是他建立的。他发表相关文章的时候，还没法用实验验证他的理论，就连美国海军实验室的射电望远镜，噪声水平也太高，测不出来宇宙背景辐射的强度。1948年他就在《自然》杂志发表了相关成果，但诺贝尔奖遴选的时候早被人忘记了，到1961年重新被贝尔实验室发现，结果人家已经忘记他的贡献。最后发现应该给他，给他发了一个美国物理学会的奖来弥补。

　　所以我有三个老师的成就可以拿诺贝尔奖，最后只有普利高津一个人得了。可见，做科学的人不会以得奖为目标，经济学强调物质刺激，在科学上是行不通的。赫曼既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又是美国工程院院士。他是第一个学习物理的人系统做社会问题研究，研究的是交通流。

　　美国学物理出身做经济应用模型的人不少，但是没有人去怀疑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只有我一个人从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开始，直接从经验数据的分析开始，来检验经济学中互相冲突的理论流派，检验的结果颠覆了主流经济学的基础：我们发现，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数学模型本质是永动机的乌托邦理论，反而是非主流的奥地利学派，熊彼特创新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我们用复杂科学方法的发现一致。普利高津把我们的方法论在1987年定名为“复杂系统科学”，我在2000年后，把我们的经济学成果定名为“复杂演化经济学”。2012年在国际熊彼特学会的主题讲演中，我重新把我们的理论框架更名为“代谢增长论” 。我们的目标是在产业小波新陈代谢的基础上，统一构造微观、宏观、金融、和制度经济学。不仅是了解中国，而且是了解世界的统一框架。我们的发现是极其简单的：在开发竞争的世界里，非均衡的发展一定是多样的。新古典经济学宣扬的人的自私本性，私有制的普适价值，和热力学，演化生物学，演化心理学，与人类学的知识完全矛盾的。因为物理学的封闭系统意味做“热寂”，新古典经济学的无摩擦力世界是无生命的保守系统，和工业化社会没有关系。

　　这个照片就是我1985年发现经济混沌理论以后他很高兴，就和我合影留念。他从通用汽车公司理论部退休后他去了德克萨斯大学任教， 他临去世前还先后在美国工程科学院和德大工程学院举行个人的雕塑展览会，自己亲自做的抽象派石雕令人拍案叫绝。很难想象是出自理论物理学家之手。普利高津的钢琴和国际象棋年轻时据说已经达到大师的水准。我认识不少科学大家都类似文艺复兴时代多才多艺的人物，不像中国传统文人固守狭窄的专业领域。这是中国应试教育必须改革之处。

　　这是我的大学老师严济慈，他中国第一位物理学家当选为法国物理学会的院士，得以进入物理学的核心圈。严济慈当时是北平物理研究所的所长。严济慈发现钱三强的实验才能，把钱三强引介到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实验室，正好赶上他们发现核裂变。约里奥?居里是法国共产党党员，在钱三强回国的时候向他建议中国要造原子弹。钱三强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报告毛泽东，毛泽东拍板。所以，应该说中国原子弹的元老们能够进入世界科学之门，首推严济慈的引荐之功。

　　这是我另外两位老师，中间是普利高津，左边是我的经济学老师罗斯托，他写了著名的《经济成长阶段——非共产主义宣言》，也是基辛格的前任（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2003年，罗斯托和普利高津同年去世。按贡献来讲，罗斯托的发展经济学研究应该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是鹰派人物，坚决支持越战，所以就没有人提名他。

　　在我的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出现一个奇观：没有一位委员从技术上怀疑我的成果，但是对物理学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于经济学引发了一场物理学家与经济学家的大辩论。答辩后普利高津专门为我组织了一个研讨会，请了很多各学科的国际权威，罗斯托从原来我的反对者转变成为最坚定的支持者。索罗（RobertSolow） 当年嘲笑他的经济成长阶段论没有数学模型，他的答辩是经济学太复杂，难以用数学，这也是当年哈耶克的立场。他在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后恍然大悟：他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就是经济学里面最早的非线性理论，比索罗的线性增长模型先进得多。然后他马上着手修改他的《经济成长阶段论》的第三版，里面大段引用我的博士论文。后来就一直是普利高津学派里面在经济学界的最坚定盟友。后来和我的多年对话，逐渐改变了对中国前途的看法，他去世前最后一本著作从人口年龄结构的分析出发，认为中美发生战争的可能很小，21世纪的动荡之源在中东、南亚、拉美，即人口结构年轻，但是年青人没有就业出路。这和新古典经济学预言的人口红利恰恰相反。

　　何祚庥是我在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时的导师，他是中国原子弹理论室十大科学家之一，属于核心元老。他的功劳还在于发现周光召。何祚庥原先是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的助手，以前党内最高领导管科学的就是清华学物理的于光远。那时候选拔研究原子弹团队的人要讲政治，何祚庥发现周光召是天才，但周光召家里成分不好，而何祚庥自己是解放前清华学生运动出身的地下党员，政治资源殷厚，他就用自己的政治资本押宝推荐了周光召。中国原子弹突破的关键人物不在苦干牺牲的邓稼先，而在理论突破的周光召。因为设计原子弹核反应研究需要知道反应截面，也就是计算入射粒子与靶核之间发生裂变反应的概率。美苏的实验数据都是通过实验室粒子加速器来测量的。然而中国当时没有加速器。所以美国和苏联断定，中国不可能造出原子弹。周光召在没有大型计算机协助的情况下，理论上简化计算，算出了这个反应截面。中国的材料只够做一次核实验，必须一次成功。最后的结果也确实令人骄傲，一次实验就成功。更令人骄傲的是，中国原子弹试验成本只有美国的百分之一。这百分之一里面，除了社会主义优越性外，还在于人才，何祚庥发现、力荐了周光召这个人才。

　　何祚庥本来可以从政，尝试从政后又不愿放弃学术，就转回来继续做物理研究。他教我的一招是做任何问题都要先估算数量级，我后来把这个经验介绍给了我的学生。宏观经济学的卢卡斯微观基础论，误导宏观经济学30年，直接否定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从方法论来说，就是卢卡斯不懂数量级的概念。卢卡斯发出奇想：说大萧条的工人自愿选择度假而不工作，他不懂几千万家庭就业的随机涨落，宏观加总效应是互相抵消的，只有少数金融寡头才能制造经济周期波动和经济危机。所以不是我有多聪明，而是我特别幸运，所有老师都是世界一流水平。何祚庥也极敢讲话，在高铁的争论里他力挺磁悬浮，也极力支持邓英淘西线调水的想法。

　　他爱人庆承瑞也是我做核聚变研究时的老师。庆老师和普利高津教会了我如何敢于提问题。庆老师在苏联留过学，学术研讨会永远坐第一排，讲演人（哪怕是大家）刚开始讲，她就立刻提最基本的问题，几个问题问下来，讲演者就赶快承认研究还没做到家。他们夫妻两个是真厉害。我在国际会议上敢于对名家提问的尖锐风格，就是从何祚庥、庆承瑞、普利高津那里学来的。西方人通常瞧不起中国人，他们手上掌握审稿权和话语权。你不发表我的非主流文章，我就在国际会议上坐第一排，给对立面名家提最尖锐的问题。几年下来，许多学者和编辑就知道我们不同的立场，越来越多的国际会议邀请我去发言。这也是我从毛泽东学来的斗争策略：新思想的国际学术地位不是捧场追风可以求来的，而是对话交锋争来的结果。惧战者必败。

　　这是我们第一次发现经济混沌以后1985年在比利时索尔维国际物理化学研究所开会时的合影。索尔维是搞SODA（苏打，碳酸钠）起家的比利时大家族，也是玻尔-爱因斯坦关于量子力学解释的论战会议的主办方。后来普利高津能够举世闻名，原因之一就是他继任为索尔维研究所所长，在几十年的生涯中把普利高津学派的思想推广到全世界的各个领域。这张照片中间是普利高津，旁边是他的第二任夫人。普利高津也很有趣，他的太太是波兰化学博士后，所以他对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抱有极大热心。

　　那时候我比较得意的是科学家开会时，我爱人在科学家的太太圈子里面身材最漂亮。她一出现，普利高津一定先问：“你美丽的夫人好吗？”因为我经常喜欢找人辩论，无形中得罪不少人。她身穿旗袍站在那里一笑，身边就围满了倾慕者，无形中给我换来很多的艳羡和友谊，我在那儿四面出击的时候，人家就会原谅我：“他这个人个性就是顽皮而已，不然的话不会吸引这么柔美的太太”。中国学术界以前不注意沙龙文化。科学家如果有好伴侣，可以大大缩小不同文化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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